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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勝“十三五”：從政府到企業都要調整自己的打法 |
| （時間:2015-11-10 12:18:05） |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不但史無前例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寫“綠色發展”，亦將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美麗中國”概念，上升為“建設美麗中國”，標志著回應社會發展中越發強烈的環保、食品安全等需求，以及在對可持續發展的長遠考量中，都有了更明確的答案和路徑。
在綠色發展的框架之內，“十三五”規劃建議首提“兩個體系”，即“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與“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降低能耗、發展清潔能源與環境保護相互交叉，兩個體系將成為綠色發展不可偏失的兩足。
煤、電等能源需求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顯著并且是持續的下降，能源需求的高增長伴隨著GDP曾經的高增長遠去，未來也許不會再回來。
在國家能源委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看來，供需關系由緊張切換到松弛，給了能源體制改革一個極好的時機，從政府到企業，都需要調整自己的打法以便更好地參與未來。林伯強對改革信心滿滿，但也提出，對于清潔能源時代競爭的關鍵—儲能技術的突破，國家還應當更多地重視與投入。
在經濟增長換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的情形之下，“十三五”對環境保護與高效清潔能源體系的追求顯得尤為令人關注。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家李佐軍所稱，“必須承認環境與經濟之間有一定的矛盾，但社會的目標是多元的，需要經濟發展，也需要好的環境”，因此平衡需要不斷被重建。
在小康社會建設的終章，質量和效率代替規模成為新的追求—或者至少與規模并重，雖不是主動為之，但無疑是正確的方向。
一、林伯強：電改可能會跨出一大步
在中國經濟遇上三期疊加時，能源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需求旺盛到需求疲軟，并且暫時看不到回暖的跡象。
長期研究能源問題的林伯強教授卻認為，目前需求的低迷剛好提供了一個能源價格和體制改革的良機。
林伯強，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經濟學博士，現任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2008年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家能源委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價格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事理事會能源安全分會主席。
在接受記者的專訪中，林伯強表現出了對“十三五”規劃能源領域改革充分的信心。
能源環境有了大變化
記者：與“十二五”相比，“十三五”在能源方面面臨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林伯強：首先是能源環境較大的變化。“十二五”期間，能源需求旺盛而供給比較緊張。但“十三五”的時候需求就比較弱，能源需求增長也比較緩慢。—這是能源行業的大環境，這個大環境對能源行業來說影響最大。
以往，能源企業只需要不斷擴張、滿足需求就是成功的，企業規模可以不斷做大，產值和收入不會下降。目前需求疲軟，價格在下降，能源企業不能靠擴張，而必須通過提高效率，來取得盈利，獲得發展。
大環境不同，使能源企業今后發展的導向發生變化。因此，“十三五”對于能源企業來說是一個轉型期，而轉型都是很痛苦的。
以往可以比較粗放地增長—其實管理層相對容易，快速增長使得盈利數字都那么大。但今后能源企業能不能盈利，跟誰當領導就很有關系，因為今后要靠效率，靠企業管理來盈利，比以前要難得多了。這也要求政府從政策上來配合能源企業，進行根本的轉型。
因此，“十三五”規劃跟“十二五”規劃在能源領域的區別就是，“十三五”改革的分量會比較大。通過政府層面的宏觀改革與企業層面的微觀改革相配合，來實現提高效率，渡過需求快速下跌的難關。
記者：你此前接受采訪時稱，“十三五”規劃提出的能源革命目標可以完成，你的信心從何而來？
林伯強：信心其實來自于幾個方面。
首先是能源市場環境變化比較大，使得能源革命顯得比較迫切。能源方面，政府政策和能源行業都需要轉型，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提高效率。
其次是政府的決心比以往要強得多。改革通常需要政府來推動—而能源革命特別需要。
然后是能源供應比較寬松—在供應緊張的情況下，討論能源革命確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很大程度上，能源發展首先必須要滿足國民需求，這是第一要務，因此只能先保證規模發展。也就是說在快速增長的過程當中，效率不是最重要的，滿足需求是最重要的。
同時，能源改革，特別是價格改革往往會觸動老百姓的利益。對老百姓來說，“利益”的定義特別簡單，就是改革不要導致漲價。在能源價格疲軟的時期，改革不會導致漲價—在“十三五”中無論怎么改，我認為價格上漲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在價格不上漲的前提下，獲得公眾的支持比較容易—公眾其實只關注改革后的價格，而并不關注改革的方式，這樣改革獲得公眾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所以說“十三五”是能源領域改革的很好機會。在中國，老百姓接受不接受，對改革的進展至關重要，所以我覺得“十三五”大多數能源改革目標有望完成。
發展清潔能源靠太陽能和風電
記者：這次的總目標中要求低碳循環。碳排放的目標是否能夠達到？
林伯強：實現我國對于國際社會承諾的碳排放目標沒有問題，因為咱們承諾的都是相對性指標，不是絕對性指標。根據目前發展情況，相對指標都是可以完成的。由于能源需求，特別是煤炭需求下滑得很快，這些目標都是能夠完成的。
因此這些目標不需要特別去關注，包括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達到峰值，都不是個問題。
記者：那么，實現“十三五”規劃能源目標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林伯強：是能源結構調整，即在“十三五”的末期，清潔能源要占能源消耗中的15%。這是一個挑戰，因為根據這個指標，必須生產出那么多的清潔能源來—并且市場終端能夠將它用掉。
傳統能源在中國很明顯供給過剩，在這一前提下你要生產出15%的清潔能源沒有那么容易，因為清潔能源受限制—像核電受到六年工期的限制，今天批建的核電站要在2021年才建好，就不能算入。水電可能稍微快一點，但受到潛能的限制—必須要有合適的水資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
工期比較短的而且可大量建設的，就是太陽能與風電。這也是近年風電發展快的原因—滿足發展清潔能源需求，短期來說比較快就是這兩類。發展清潔能源只能靠這兩類。
能源體制改革是改革核心
記者：“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到了“能源革命”，為何在這個節點上提出？
林伯強：我覺得在這個節點上提出，其實跟能源環境發生變化有直接的關系。能源環境發生變化，就需要產生革命性的東西，來支持支撐接下來的發展。
比如，今后如果儲能技術在2020年或2025年的哪一天一旦成功被突破，并且質量、穩定性都非常高。那么僅廈門市就可劃分成60個區域，每一個小區域形成一個微網，鋪設太陽能板和儲能設施—上面鋪太陽能板，下面儲能。小區，這個城市就可以單獨給自身供電。加上電動汽車替代石油，人類的能源供需將有革命性的改變。，甚至不再需要電站。這樣革命性的情景在電動汽車行業等很多方面都將可以看到。
記者：你曾提到，四項能源革命，分別是能源生產、能源消費、能源技術和能源體制，那么它們彼此的關系是什么？是不是要有能源體制的改革，來帶動其他？
林伯強：能源體制的改革是核心。能源生產革命、消費革命、技術革命其實一直在進行，從未間斷過—不論提不提，它都在不停發生。但唯獨體制革命是需要特定的環境和機會，唯獨能源體制革命必須由政府來推動。它可能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發生，不像其他三項革命那么連貫性—特別是技術方面，即使講“革命”，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能源生產、技術與消費，都不可能在某一天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打破體制就可以，比如電動汽車政策發生變化，整個行業就會產生巨大的變化。必須把體制革命改好了，才能拉動、促進其他幾個方面的革命。
同時，“綠色發展”其實是政府的行為。大家都懂支持清潔發展的道理，但在現實生活當中，人們必定選擇最便宜的能源，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外部性。市場解決不了，就只能政府來解決，必須政府主導—通過投入大量資金，而不僅僅是進行政策引導。
記者：能源體制改革進行到哪一步了？
林伯強：比如，電力體制改革很可能就在“十三五”跨出一大步—把銷售端放開，價格方面先把煤電聯動做好。雖然政府可能還不會把電價定價全部放開，但在一定的范圍內—比如20%、30%的范圍放開，我認為是沒問題的。
煤電聯動機制下個月或許就有可能調整。其實上半年也做了，下個月應該就有可能有個調價的過程。電力改革明年應該就全面鋪開了—“十三五”期間花四五年功夫，配合體制改革，在一個范圍放開，完全是有可能的。
補貼政策也需要改革。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對窮人的補貼很簡單，政府直接給窮人錢、給補貼；而我國現行在做法是把工業電價調高，把居民電價調低，進行交叉補貼—看上去好像是變成企業補貼居民。
這一政策制定的歷史原因，可能是以往政企不分。現在需要改革，真正政企分離，是早期政府沒有錢，企業與政府也不分。現在政企分離，并且政府的收入也有增加，財政也比較寬松，所以現在政府其實既有能力、有責任也有這個必要這么做，改交叉補貼為直接補貼。
應當更重視支持儲能技術發展
記者：各方面都看好電動汽車在“十三五”期間的發展。你怎么看？
林伯強：確實會有比較大的發展，但這是因為它目前的基數太小，所以怎么講“快速”都不為過，但就現在看量還不會特別大。
電動汽車行業真正要做得好，儲能技術必須突破，到時誰也攔不住它的爆發。目前的儲能技術不過關，第一是成本比較高，第二是容量不夠，第三是整體的質量穩定性還不夠。目前的電池價格太高、容量不夠，開始用很好，慢慢就越來越差—手機電腦都是如此，電動汽車行業的儲能，以及太陽能儲能，或者是整個電力系統儲能，都是同一道理。
比如，特拉斯承諾7年內能做到電池續航1000公里左右，打個70%的折扣，600-700公里，目前加滿一桶油的車，也是能開600多公里—那么車主晚上開回家，把它一插，明天早晨又能開600多公里，甚至比加油還方便，因此電動汽車的發展會是爆發式的。當然，有個大問題是價格必須足夠便宜，這是電動汽車要完成的事情。
但儲能技術的進步肯定需要政府支持—它需要企業用大量資金進行研發冒險。儲能技術是可再生清潔能源的一個核心部件，離開它，清潔能源走不遠—目前國內用的電池很多都是外國的。
“十三五”規劃已經把儲能放進來，在綠色發展當中提出了儲能的重要性，但還應該更進一步，把它作為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來做。目前，其實政府在稅收、貸款方面都有對儲能的支持，無非是重視和支持的級別要再提高。
二、李佐軍：垂直管理將有效打破地方保護
在環保問題突出、環保壓力不斷增大的當下，“綠色發展”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并立為五大發展理念，成為“十三五”規劃的一大亮點。對此，經濟學家李佐軍認為，此次五年規劃，對綠色發展不但有內涵闡述，而且有豐富的操作內容，重視程度不同以往。
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曾師從經濟學家吳敬璉與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
中西部需要“跨越式”發展
記者：“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專門用了第五部分講堅持綠色發展和著力改善生態環境。這是不是環保在歷次五年規劃中分量最重的？
李佐軍：確實是。在歷次的五年規劃中，特別是“十一五”以來，環保都作為很重要的內容出現，但遠不及這一次。“十三五”把綠色發展上升到五個發展之一的高度。而且，此次規劃中綠色發展的內容不僅豐富，并有非常多具體的決策和操作內容。
原因不難理解。第一，近五六年來，中國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的壓力明顯加大，尤其是霧霾、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已引起了全社會甚至是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老百姓這方面的訴求越來越大，問題特別突出。
第二是表明國家希望探索出一個新的發展模式。過去多年來，中國的發展總體是“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發展模式，既不太綠色也不太低碳。現在這個模式已經遇到了瓶頸或者天花板。
第三個方面是中國要承擔國際責任的需要。國家主席習近平已承諾，到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的排放要達到峰值。那要遵守國際的承諾，要為全球生態安全做貢獻，也必須要找到綠色發展的新模式。
記者：你怎么看“十三五”期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承擔的任務與面臨的挑戰的不同？
李佐軍：對于發達地區來說，經濟更發達，需要的資源能源消耗更多，而且過去工業化、城市化已經積累的很多問題還沒解決，新的發展還要進行，所以發達地區的壓力是更大的。
但同時，發達地區開始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或者進入到后工業化時期，它對大規模重化工業依賴程度在降低，并且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資基礎和資金，可用于解決資源環境問題。
欠發達地區則剛好相反。部分的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城鎮化啟動比較慢，所以積累的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問題相對于發達地區來說比較輕一點，資源環境的條件總體還是不錯的。
但問題在于，它們現在正處于工業化的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期，需要大規模消耗資源能源。
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最主要的出路實際上還是發展綠色低碳產業、發展循環經濟—并且是跨越式的發展。因為中西部部分地區本身人口并不多，資源也很豐富，只需要把一兩個產業、產品或者幾個項目做得很好，經濟就可以搞得不錯，也不必要消耗那么資源、破壞環境了。中西部地區一定要發揮自身優勢，尋找一些高附加值的產業和項目。
環保垂直管理將打破地方保護
記者：綠色發展部分的一大亮點，是環保部門的垂直管理，它會對環保產生怎樣的影響？
李佐軍：強調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是鑒于過去多年來環保的體制上有“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
原來環保的監測監察職責主要是由地方相關的部門實施。這樣個模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地方保護主義，出于地方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的考慮，他們未必愿意把環境的一些真實情況數據向上反映；二是因為地方經濟發展壓力比較大，還是會把經濟發展放在優先的位置，環保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或者，本地污染可能擴散到周圍其他地方，它不愿意去處理。
強調垂直管理，是要解決地方保護主義、數據真實上報以及跨區域污染的問題。大氣、水等很多環境因素可以流動，必須在更大的區域范圍來協調解決。實施省級垂直管理，有利于不同市縣之間、不同省之間的跨區域的污染協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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